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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把握“护”这个关键，将“实”贯穿专项行动始终，高质效办好每一起涉企案件，优化完善长效护企机制，以数字赋能、高效协同让“检察护企”成色更足、底色更亮。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北京市检察机关在依法惩治侵犯企业合法权益犯罪、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的同时，注重依托技术性辅助、穿透式审查、实质性监督方式加大追赃挽损力度，加强对企业财产权、数据权益、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依法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持续做实民事纠纷和解，依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

在涉企案件办理实践中，北京市检察机关注重发挥数字检察对提升法律监督能力的重要引擎与关键变量作用江南app，依托检察履职从个案办理到类案监督再到社会治理的方式创新江南app，推动法律监督由浅入深、由案到治，并向引导和疏导端社会治理发力，在助力整治深层次涉企违法犯罪问题，支撑“检察护企”提质增效上下功夫。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北京市检察机关建用“检察护企”类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40个，识别监督线索9000余条，在惩治销假销劣犯罪、“幌子公司”治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真正实现了由个别、偶发、人力监督向全面、系统、智能监督的转变。

6年前，张某与兴达公司口头协商，由张某垫资对兴达公司厂房进行施工，但未明确具体工程范围及工程量。建设过程中，兴达公司先后向张某支付工程款共195万元。2021年，张某向法院起诉，要求兴达公司支付拖欠工程款104万余元。兴达公司认为工程款已经支付完毕，并反诉张某要求其赔偿工程质量问题带来的经济损失57万余元。诉讼过程中，张某申请司法鉴定以确定其工程款数额，法院依据司法鉴定意见判决兴达公司给付张某工程款35万余元及利息，并驳回了张某和兴达公司其他诉讼请求。但兴达公司坚持认为，司法鉴定认定的工程范围与实际不符，工程价款认定存在错误，并于2023年8月向北京市检察院第三分院申请监督。

办案检察官刘晨霞审查卷宗后发现，该案因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对张某完成的工程量，双方各执一词，争议较大，而当年涉案工程所在地的全部建筑目前已被拆除。“双方争议焦点在于工程范围与工程价款的认定，法院此前的判决也是依据司法鉴定意见作出的。”刘晨霞很快明晰了案件主要卡点。但该案所涉工程客观上已经无法还原，如何确定孰是孰非呢？

办案组多次与当事双方沟通，组织双方到曾经的工程现场，根据回忆进行勘查和测量，及时固定双方表述一致的工程范围，再与鉴定报告逐一比对，最终发现，除了争议部分，双方一致认可的工程量与鉴定报告认定的工程量确有出入。此外，办案组还了解到江南app，当事双方因诉讼所累，均损失较大。兴达公司因项目失败又深陷诉讼和强制执行困扰，生产经营活动受到较大影响。张某则因迟迟未取得工程款，不能及时向工程队的农民工发放工资，很是苦恼。而双方之所以仅口头约定建设施工事宜，是因为兴达公司负责人吴某与张某曾一同在部队服役，两个老战友相互有较深的信任基础。

“双方存在和解的基础和可能，如果通过监督进行再审纠错，会加大双方的诉讼成本。”基于这样的考虑江南app，办案组认为该案只有力促和解才能达到双赢、共赢的最佳效果。在办案检察官多次释法说理、组织双方沟通的基础上，当事双方终于放下对立情绪，达成和解协议，约定除了已通过法院强制执行的6万元外，由兴达公司再支付张某工程款20万元。“要不是你们，我们哥俩这么多年的交情恐怕就到头了。”2023年11月，吴某和张某这两位花甲老人紧握双手，感慨万分地向检察官致谢。

根据当事人达成的和解协议，办案组与该案执行法官沟通，促成检察和解与执行和解顺利衔接。在检察机关监督下，兴达公司于2023年12月底支付了约定的工程款，张某也向法院递交了撤回强制执行申请。今年以来江南app，办案检察官对兴达公司进行了两次回访，跟进执行申请撤回后续进展情况并问需于企，耐心解答相关法律问题，帮助企业“轻装上阵”健康经营。

这份检察建议源于一起涉企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案件。12年前，涉案企业近8000平方米的厂房被纳入政府征收范围。两年后江南app，该企业被腾退并强制拆除，厂房内的电子元器件等设备被运往他处存放。“当时，保管不善导致电子元器件等物品灭失。2012年至2018年，该企业就房屋征收决定、行政拆除行为、行政赔偿等提起诉讼十余起。经过法院判决，该企业获得征收补偿款5000余万元。企业方面认为这笔征收补偿款并不能覆盖其全部物品损失，便再次起诉要求更多赔偿。由于当事双方对损失物品价值争议较大，案件陷入僵局。”叶春楼介绍。

办案组分析认为，确定案涉电子元器件的价值，是该案的核心问题，也是办案工作的重点。为此，办案组坚持“穿透式”调查核实江南app，借力专家“外脑”夯实关键证据。在调取10年前的腾退物品清单及清点录像，查明库存物品整体情况后，办案组专门聘请中国计量科学院相关专家对案涉178类2000余万个电子元器件逐一识别鉴定，明确案涉物品价值区间；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涉案企业相关年份经营状况进行审计，了解企业产能和库存情况。

为实现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门头沟区检察院与门头沟区司法局、房屋征收事务中心联合组成矛盾化解专班，多次与企业商谈，并探索“类案示范调解”说理法，向企业代表开示同类案件判决结果促使企业调整诉求。2024年1月，企业终于同意和解。按照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该企业不仅获得补偿款1980万元，也彻底摆脱了诉累，迎来新生。

“一切犯罪都是留痕的。”办案组立即联系公安机关侦查人员，要求尽快扣押冯某的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并开展电子数据提取、鉴定工作。鉴定结果显示，冯某是一个虚拟币资深玩家，其电脑中有3个日常使用的虚拟币交易平台账户。杨林据此推测，冯某可能利用虚拟币转移赃款，便引导公安机关调取全部涉案银行流水，同时向虚拟币交易平台调取涉案虚拟币账户交易明细，委托相关大数据穿透机构进行流向分析。

对涉案人员人民币账户的审查已经穷尽，仍有一半以上损失没有追回。审计报告显示，冯某有92枚比特币在电子钱包中，但其拒不交出密钥。鉴于审查起诉期限即将届满，检察机关于2023年5月12日以涉嫌职务侵占罪对7名被告人依法提起公诉。此后，办案组坚持追赃挽损不停歇，持续加强认罪认罚从宽教育转化工作。办案检察官多次释法说理，彻底打消冯某的侥幸心理，促使其交出92枚比特币密钥，将比特币转移给被害公司。“这些比特币价值4200余万元，加上此前扣押冻结的财物，可以保证被害企业的财产权益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杨林说。

记者了解到，该公司是一家从中关村科技园丰台园区成长起来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在无线通信领域取得22项专利和40多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然而，该公司良好的发展势头却因软件被盗版蒙上阴影，盗版产品严重侵占该公司服务器资源，给其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和声誉损害。为揪出这些侵权者，该公司负责人亲自上阵化身“买家”，经过数月的潜伏与追踪，终于锁定侵犯该公司著作权的犯罪嫌疑人骆某，并向公安机关报案。2024年2月江南app，犯罪嫌疑人骆某被抓获归案。

“在这起侵犯著作权案件中，侵权软件与正版软件的同一性认定是案件定性的核心问题。”北京市丰台区检察院办案检察官焦焜介绍，2024年6月，该案移送丰台区检察院审查起诉，办案组向北京市检察院申请适用技术调查官辅助办理知识产权案件机制，借力“外脑”服务检察办案。办案检察官对骆某开展针对性讯问江南app，核实其获取涉案计算机软件的方式，在确定骆某系通过暴力破解手段获取涉案软件后，立即将司法鉴定机构提取到的盗版软件和正版软件数据包移交技术调查官进行技术比对。“技术专家对司法鉴定意见中的数据包进行了‘技术翻译’，给出涉案软件与被害企业享有著作权的计算机软件构成实质性相似的技术调查意见。”焦焜说。

“被害企业是一家话费充值代理公司，这几年借助数字经济时代网络化运营、数据化驱动的赋能作用，经营蒸蒸日上。没想到竟招来不法黑客觊觎，遭到非法侵入和网络侵财，严重影响了企业安全与发展。”孙红枫告诉记者，2023年4月，该公司在与客户对账过程中发现大量异常订单，排查发现是有人非法侵入了公司系统，并利用客户的权限私自进行话费充值，使该公司蒙受直接经济损失100多万元。

被害企业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2023年4月底，犯罪嫌疑人石某被抓获归案。经查，石某是一名职业黑客江南app，16年前就曾因入侵网吧充值系统、盗窃游戏点卡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此次作案期间，石某远程控制设备、跳转境外IP隐匿真实身份，通过定期清理数据毁灭证据，且到案后拒不承认犯罪事实，给侦查取证工作造成较大阻碍。

“要在有限时间内高质效办好这起作案手段复杂、关键证据缺失的‘零口供’案件，需要我们深化技术赋能，从海量数据中挖掘出有效证据，让数据开口说话。”孙红枫介绍，2023年8月，该案进入检察办案环节，通州区检察院第一时间向北京市检察院申请开展技术性证据专门审查。最终，利用现代化科技手段抽丝剥茧，在技术和法律的双重审查之下江南app，检察机关不仅挖出石某远程登录作案服务器，对被害企业设备实施攻击、控制、充值行为的多条数据痕迹，为有效指控犯罪奠定坚实基础，同时还发现了石某利用相同手段攻击其他公司的遗漏犯罪线索。

“上百万元损失可不是小数目。”为帮助企业尽可能挽回经济损失，通州区检察院引导公安机关异地协查、跨省并案办理，追加认定涉案订单1万余笔，依法将犯罪金额追加至200余万元。2023年11月27日通州区检察院以石某涉嫌盗窃罪提起公诉。2024年6月21日，石某因犯盗窃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15万元。石某上诉后，二审法院于2024年9月23日裁定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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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案件中，用户家中固定电话线终端多了一个闪烁着信号的“黑盒子”，这就是运行中的VOIP语音网关。它将境外网络信号转化为本地固话信号，每小时可拨打电话数千个。而部分被安装“黑盒子”的用户，误认为这就是普通的“机顶盒”。不法分子利用这一特点，给境外诈骗来电披上了一层国内号码的“外衣”，以提升诈骗成功率。同时，不法分子通过远程控制异地设备，实现了人机分离，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和欺骗性。

今年10月，滨海新区公安局刑侦支队破获的案件中，嫌疑人为了骗取通讯公司用户的信任江南app，特意在网上购买了印有“联通”字样的背心。作案过程中，犯罪团伙也非常警觉，一般会安排一拨人上门安装，另一拨人上门拆卸，回收设备。他们使用一部电话的时间，一般仅有1到2天，就是因为担心被公安机关或运营商监测到该线路的异常行为。

刑侦总队七支队三大队大队长李玉国介绍，此类诈骗行为容易盯上老年人等群体，是因为部分老年人不了解如何判定“上门人员”的身份。应继续加强反诈宣传力度，进一步增强群众的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李嘉璐说，通常电信网络诈骗会包括“人物未知、线上沟通、利诱或威胁”等要素，当遇到这些要素时，必须提高警惕，增强防范意识，对“上门人员”进行充分的身份核实。而且，要通过广泛的宣传，进一步提升潜在受害群众的发现能力，避免其沦为电诈团伙的“工具人”。